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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站点总览”所述,本网站主要目的旨在向公众公开童增先生所获得的大量书信。这些书信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童增先生从成千上万名第二次中日战争(1931年-1945年)期间遭受日军残忍虐待的受害者那里获得。随着年龄增长,这些战争受害者会逝去,因此本网站提供永久性数字档案历史记录,方便全球读者阅读。

如“信件”页面所描述,索引档案中的每封信件都囊括如下9个索引类目:

  1. 信件ID(信件识别号码)
  2. 9种残暴行为(每一种事件都包含多种暴行):
  3. a. 南京大屠杀(NM)

    b. 其他大屠杀(OM)

    c. 慰安妇(SS)

    d. 劳工(SL)

    e. 细菌和化学战(BC)

    f. 谋杀(MU,区别于南京大屠杀和其他大屠杀类的谋杀事件)

    g. 强奸(RA,区别于慰安妇的行为)

    h. 轰炸(AB)

    i. 其它(OT)

  4. 事件时间
  5. 受害者姓名
  6. 事件发生地点
  7. 信件日期
  8. 信件作者姓名
  9. 信件作者地址
  10. 其他信息 (例如被杀害、强奸或受伤人数,损失财产数量等)

本页旨在浅谈检索能力,帮助读者快速找到与暴行相关的重要信息。

  • 某一类暴行
  • 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
  • 一些地区发生的事件
  • 受害者姓名
  • 信件作者姓名
  • 特定的信件ID
  • 等等

换言之,检索主要基于索引文件中任一八大类目为第一检索类目。因为“其他”类目包含更多格式未知、内容灵活的信息,因此检索内容并不包括“其它”类。
但是,在未来版本中(时间待定),我们计划提供“单词匹配”和“短语词组匹配”,类似于谷歌检索。届时,“其它”类的内容将同信件其他八大类目一样,可被检索。
以下为检索步骤:

  1. 首先,选择其中一种或多种想要检索的类目(“其它”类目除外),点击“检索”。
  2. 然后检索页面将会呈现多个符合检索要求的信件ID,同时呈现的还有每封信件的其他七大类目的内容(或涵义)。
  3. 可点击任意任一信件ID访问更多与之相关的详细内容。
  4. 点击信件ID之后,将会再次看到之前出现过的八大类目标题(顺序跟之前不一样,但是内容一致);也会出现“其他细节”的索引标题。此外,本网页也将提供转录后的电子版信件。
  5. 如想阅读手写版信件原件,请翻至转录电子版信件最下方,点击“查看扫描文件”,可以看到对应的扫描文件。扫描文件中,信封和信件都是按顺序排列。(手写版原件不易阅读,建议放大显示屏页面比例,设置在100%以上的显示比例。)
  6. 如想阅读下一封(或上一封信件),请翻至屏幕最下方,点击“下一封信件ID”(或前一封邮件ID)。
  7. 至此检索全部完成。如想检索其他内容,请回到检索首页,从第一步开始重新检索新内容。

本网站初期无任何套用信函。后期改进,网站收录了一些套用信函,读者可以通过类似的步骤来检索这些套用信函。

Book Bibliography

30083 Book Bibliography 

关于二战期间在亚洲暴行的图书书目

I. 概述:

  • Imperial Japan’s World War II: 1931-1945, by Werner Gruhl,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ISBN 978-0-7658-0352-8
  • Japanese War Crimes, by Peter Li,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03. ISBN-10: 0765808900
  •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by Herbert P. Bix, Harper Perennial, 2001. ISBN-10: 0060931302
  • Escape from Heng Yang: The Memoir of a Six-Year-Old Refugee Girl, by Chung Yao and translated by Eugene Lo Wei, Dorrannce Publishing Co., 2008. ISBN 978-0-8059-7732-5
  • 正义是否击败了时间: 中国人战后补偿诉讼的十年历程, 作者是“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律师团” (都是日本律师),翻译是朱春立;出版社: 解放军文艺(昆仑出版社);出版年: 2007年1月;页数:266;ISBN: 9787800408656。

II. 南京大屠杀:

  •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by Iris Chang, Penguin Books, 1997. ISBN 0-14-027744-7
  • American Missionary Eyewitnesses to the Nanking Massacre, by Mary Lund Smalley,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1997. ASIN: B000K063NS
  • The Good Man of Nanking: The Diaries of John Rabe, by John Rabe, translated by John E. Woods, Vintage Books, 1998. ISBN 0-375-70197-4
  • American Goddess at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Courage of Minnie Vautrin, by Hua-ling Hu, with a forward by U.S. Senator Paul Simon,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0. ISBN 0-8093-2386-9
  • The Undaunted Women of Nanking: The Wartime Diaries of Minnie Vautrin and Tsen Shui-Fang,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Hua-ling Hu and Zhang Lian-hong,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0. ISBN 978-0-8093-2963-2
  • The Woman Who Could Not Forget: Iris Chang Before and Beyond the Rape of Nanking – A Memoir, by Ying-Ying Chang, Pegasus, 2011. ISBN-10: 1605981729
  • The Rape of Nanking: An Undeniable History in Photographs, by Shi Young and James Yin, Ed. by Ron Dorfman, with forword by Desmond M. Tutu, Hainan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ISBN 7-80645-461

III. 慰安妇(性奴隶):

  • The Comfort Women, by George Hicks,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 ISBN 0-393-31694-7
  • Silence Broken: Korean Comfort Women, by Dai Sil Kim-Gibson, Mid-Prairie Books, 1999. ISBN-10: 0931209889
  • Comfort Women, by Yoshiaki Yoshimi,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ISBN-10: 0231120338
  • Daughters of the Dragon: A Comfort Woman’s Story, by William Andrews, MADhouse Press LLC, 2014. ISBN-10: 0991395859
  • 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 Slaves, by Peipei Qiu, Su Zhiliang, and Chen Life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ISBN-10: 0199373892
  • 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 作者是张双兵,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5月。 ISBN: 9787214070586

IV. 细菌和化学战:

  • Unit 731: Japan’s Secret Biological Warfare in World War II, by Peter Williams and David Wallace, Free Press, 1989. ISBN-10: 0029353017
  • 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1932-1945, and the American Cover-Up, by Sheldon H. Harris, Routledge, 1994. ISBN-10: 1568656556
  • Unit 731 Testimony, by Hal Gold, Tuttle Publishing, 2004. ISBN-10: 0804835659
  • A Plague Upon Humanity: The Hidden History of Japan’s Biological Warfare Program, by Daniel Barenblatt, HarperCollins, 2005. ISBN 978-0-06-093387-6

V. 巴丹死亡行军和战俘:

  • Bataan Death March: A Survivor’s Account, by William E. Dyess, Bison Books, 2002. ISBN-10: 0803266332
  • Some Survived: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Bataan Death March and the Men Who Lived Through It, by Manny Lawton, Algonquin Books, 2004. ISBN-10: 1565124340
  • Courage on Bataan and Beyond: Memories of an American POW who was a slave of the Japanese during WWII for 3 1/2 years, by Abel Ortega, AuthorHouse, 2005. ISBN-10: 1420863843
  • Tears in the Darkness: The Story of the Bataan Death March and Its Aftermath, by Michael Norman and Elizabeth M. Norman, Picador, 2010. ISBN-10: 0312429703
  • The Bataan Death March: Life and Death in the Philippines During World War II, by Charles River Editors,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4. ISBN-10: 1500778095
  • 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 POWs of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by Gavin Daws, William Morrow Paperback, 1996. ISBN-10: 0688143709
  • Unbroken: A World War II Story of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Redemption, by Laura Hillenbrand,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14. ISBN-10: 0812974492

童增的万言书

30057 童增的万言书 

全国人大办公厅:

  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将代表人民, 为了人民,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项工作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履行宪法赋予的神圣责任。我虽然不是人大代表,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公民,心情一样激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腾飞的九十年代里,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传统,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奉献自己的一切。在这次人大开会之际,我拟将自己近来的研究成果及建议书献给全国人大代表,以表达为国建言献计的微薄之心。

           北京公民童增敬呈 1991年3月25日

内容提要

  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它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年-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的赔偿,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1972年中国政府深明大义,宽大为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也就是放弃了其中12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但是,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和财产所犯下多种严重罪行的赔偿要求,也就是其中的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正是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历史又一次赋予了我们中华民族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的机会。

中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缓

童 增

  1931年到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使中国蒙受了千年劫难,数百万中华儿女的慷慨捐躯,两千多万骨肉同胞的伤亡,上千亿美元的财化为乌有,中国人民只要翻开这页世所罕见的历史,万分悲愤, 心如刀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累累罪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振奋民族精神,我们从国际法角度探讨中国向日本国提出因二战中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要求。

一, 赔偿战争损失的历史演变

  任何战争都会给交战国双方带来巨大损失。十八世纪,战败国赔偿战胜国的损失主要是战争赔偿,即战败国由于战争原因,根据和约规定付给战胜国一笔款项,这一赔偿完完全全是对战败国的罚金。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战争赔偿的数额取决于战胜国的自由意志,多少带有任意性倾向。历史上有许多这类的事例,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规定,法国付给德国50亿金法郎的战争赔偿。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以战败国的身份付给战胜国日本2亿3千万两白银作为战争赔偿,这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三年财政总收入,日本国当时人口约三千万,这笔赔款相当于它几十年的财政总收入,日本国就是靠这笔钱发展重工业, 军火工业和大办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凡尔赛和约》为主的一系列和约规定了德国及其同盟国赔偿协约国因战争所受的一切损失。依据《凡尔赛对德和约》第231条,德国自己并代替其盟国接受“因德国及其同盟国用侵略方法将战争强加于协约及参加国政府而致使它们和它们的人民受到损失和损害”的责任。这里赔偿战争损失的意义有所变化,除了传统意义上偿还战胜国的款项外,还包括因战争直接使参战国平民及其财产受到损失的赔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战败国赔偿战胜国的损失在实践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赔偿的意义已超出了经济和军事的范围,具有道义和政治的责任,明显出现了战争赔偿和“受害赔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概括为,第一,从赔偿的原因看,战争赔偿主要是因发动侵略的战败国侵略别国时所给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失的赔偿,也就是说,战胜国在战争中遭受的巨大损失是由于战败国侵略战争的直接结果:比如,战胜国由于交战而造成的伤亡及财产损失,对于这些损失的赔偿必须由战败国来承担。受害赔偿是因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在战争中违反战争法规和人道原则,对交战国人民和财产所犯下多种严重罪行而必须承担的赔偿,所赔偿的损失并非双方交战时的直接结果,而是侵略者丧心病狂, 故意行为,如,屠杀平民, 伤病员, 战俘等。第二,从赔偿的形式看,根据二战期间的国际协定,战争赔偿是战败国均以实物对战胜国进行赔偿,比如,“英, 美, 法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用德国的工业潜力来抵偿赔款,办法是拆除德国的工厂和每年以一定的实物赔偿”,《波茨坦公告》第十一条也规定了日本以实物赔偿。根据二战后的国际惯例,受害赔偿的形式主要是用货币进行支付。第三,从战争赔偿的主体看,基本上是双方国家。受害赔偿的主体,除了国家外,还有私人和团体,也就是说,“受害赔偿”不仅是国际法问题,而且也是属于国际私法所研究的问题。第四,战后国际法的一个新发展就是把战争赔偿同受害赔偿区别开来,许多国家在战后相当长时间里反复着前后一致的这一国际实践,向战败国要求侵略者罪行赔偿的“受害偿赔”惯例就因此而形成。所以,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的区别在国际法理论上是不言而喻,两者在战后国际法实践上的区别更是不可辩驳。

  就战争赔偿而言,根据《雅尔塔协议》,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应对战胜国实行赔偿,主要是用实物支付。二战以后,两德先后向各战胜国部分地履行了战争赔偿的义务。据西德的估算,到1953年,苏联获得战争赔偿的总价值为660亿马克,波兰也得到了赔偿。另据西方盟国计算,到1953年初,美, 英, 法三国从西德获得了大量的战争赔偿,西德已正式支付了30亿马克”。德国还向南斯拉夫, 阿尔巴尼亚, 比利时, 埃及, 希腊等许多国家支付了战争赔偿。意大利也分别向苏联, 阿尔巴尼亚, 希腊, 南斯拉夫, 埃塞俄比亚支付了战争赔偿。在战争中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国家也向日本要求了战争赔偿,1951年底印度尼西亚就赔偿问题首先与日本进行商谈;接着,菲律宾, 缅甸, 南越也分别与日本谈判赔偿事宜,经过数年的谈判,日本先后与这些国家签署了赔偿协定,事后,并履行了共约10.12亿美元的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深明大义, 宽大为怀,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于1972年9月29日同日本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内称“为了中日两国人 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1978年两国之间又缔 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但是,如果客观形势发生变化,如,日 方破坏“建交三原则”。军国主义重新抬头,否认侵华战争历史等,这就意味着日方违背《友好条约》和破坏《联合声明》, 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提出修改, 中止《友好条约》和重新认定《联合声明》,到这时,中国政府完全可以重新提出战争赔偿要求。中国人民所尊敬的公民老前辈邓小平同志和孙平化同志曾在不同场合谈到了中日战争赔偿的有关问题,引起了海内外巨大反响。波兰政府于1953年发表声明,放弃继续向东德获得战争赔偿要求,但随着两德的统一这个客观形势的变化,波兰政府目前多次声明将重新提出战争赔偿要求。此外,埃及, 利比亚, 芬兰和南斯拉夫都在考虑提出索赔要求:美国历史学家苏珊·林茨在一项研究报告中说,苏联也有可能提出大规模的赔偿要求。

  就受害赔偿而言。1953年初西方盟国与西德签订了伦敦债务协定,允许西德延期清偿债务,但同时规定,西德必须从1953年起支付600亿马克作为纳粹德国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赔偿。据西德称,它履行了这一条款,向有关国家支付了赔偿。伦敦债务协定把战争赔偿与受害赔偿明确区别开来是对战后国际法的一大贡献,有利于国际人道精神的进一步升华。我们知道,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擢发难数;战后,犹太人不是以战争赔偿为由要求两德进行索赔,而是以犹太人受纳粹迫害为由要求索赔,经过长期艰难谈判之后,犹太人从联邦德国那里获得了34亿多马克的赔偿,根据1952年9月10日在卢森堡签订的协定的条款,这笔赔偿应在12年内全部分期缴付。民主德国于1988年第一次承认犹太人有要求赔偿的道义上的权利,同意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屠杀的犹太人幸存者赔偿620万西德马克。波兰1953年宣布放弃继续获得战争赔偿要求,但没有放弃公民私人对被关进纳粹集中营, 被强制劳动和流放的赔偿要求;波兰自1987年以来一直在为二战期间被强迫送到纳粹德国做苦工的为数100多万波兰人索取赔偿。法国依据1 953年的伦敦债务协定,一直末向西德提出战争赔偿要求,但西德对受纳粹迫害的法国人履行了3亿马克的受害赔偿义务。利比亚由于清理纳粹非洲部队所埋地雷的费用而提出了赔偿要求,数以千计的吉普寨人也正在盘算着要求统一后的德国进行因二战中迫害吉普赛人所必须提供的赔偿。芬兰也要德国赔偿德1944年撤退时打死的2.4万头驯鹿。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和比照其它一些国家关于赔偿的数额计算,1931年-1945年间,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的赔偿,理论上约3000亿美元,其中战争赔偿约1200亿美元,受害赔偿约1800亿美元。1972年中国政府虽然放弃战争赔偿要求,也就是放弃了其中12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但是,就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赔偿要求,也就是其中的18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中国政府在任何场合都没有宣布予以放弃。这种对受害赔偿要求的保留,给我们遗留了一个俟机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的国际法问题。

二, 日本军国主义粗暴践踏国际法的累累罪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列举了日本侵略者大量践踏国际法的滔天罪行,世人震惊, 难以忘却。虽然对一些战争罪魁进行了审判,但日本国对违反战争法规所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和痛苦的赔偿却丝毫没有进行。

  1. 军事行动不得攻击和杀害平民是最古老的战争法规之一。根据国际法原则,个人如果不直接或间接属于交战国的武装部队,就不应加以杀伤或俘虏,财产不应被剥夺。被现代史上称之为最黑暗一页的南京大屠杀,粗暴地破坏了这一国际法原则,严重违背了1899年海牙第二公约和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包括着保护平民的条文。日军攻占南京后,不分清红皂白地沿街杀戳中国男女老幼,顷刻间,广场, 街道和胡同到处血肉狼藉, 尸体纵横。日军的杀人手段残酷绝伦,砍头, 劈脑, 切腹, 挖心, 水溺, 割生殖器, 砍去四肢, 刺穿阴户或肛门等,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两个日本军官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杀死最多的中国人,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见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便是当头一刀, 劈成两半,最后其中一个日本军官接连砍杀了106名中国人而被宣为这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日本兽军强奸我妇女更是亘古未闻, 人间罕见,“南京一名中国妇女已怀孕7个月,被日军奸污后用刺刀将孕妇肚子剖开,胎儿流了出来,顷刻母子两人丧生。另一位年近古稀的中国老妇被日军奸后用刀刺杀,并以竹竿插穿其阴户,以资取乐”。南京30万以上的中国同胞惨死在日军屠刀下,根据国际受害赔偿惯例和按照1952年的价值计算,日本国理应赔偿南京死难者家属和幸存者50亿美元以上。类似南京这样的血腥罪行,在中国的土地上屡见不鲜,数百万无辜的中国人惨死在日军之手,这个数字不包括在战场上被杀害的人数。

  2. 给予战俘以人道待遇是国际法的普遍原则。战俘是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交战者。综合1899年的海牙第2公约附件和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附件以及1929年的日内瓦外交会议公约,合法交战国参加战斗不是以个人身份,而是以武装部队成员的身份。交战国拘捕和扣留被俘人员,不是因为他们个人有何违法行为,而是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参加作战。俘虏必须享受人道的待遇,凡属于交战国军队的人员,不问其是战斗员或非战斗员,在被俘获的时候,都享受俘虏的待遇。因此,对他们不应加以惩罚, 虐待, 更不应加以杀害。战后,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把“对战俘的谋杀和虐待”归入战争罪。然而,使人不堪回首的二战期间,日军抓获中国战俘和伤员,不是本着人道主义和对待战俘的原则,给予中国战俘适当的待遇,而是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公约,非人道地, 残暴地虐待和枪杀中国战俘。更触目惊心的是日寇把杀死的俘虏身上的肉和用这种肉所做的汤拿来供给日本兵当膳食。据澳大利亚乔治·史蒂文森控诉说,二战中他作为驾驶兵被日军俘虏。1943年2月,他运送过300箱人肉给关押盟军战俘的集中营。箱内装的是用糖, 姜腌渍的肉条,散发着一股腐臭味,肉条上有“蛆虫”。战俘们以为是马肉或猪肉。一个日军军官告诉他那是中国人的尸肉。这些被日军屠杀的中国人的尸肉被肢解后腌制成肉干。“好肉”大部分送给日本兵食用。

  3. 强迫占领地的平民为奴隶劳役是一种战争罪行。1934年到1945年的近12年间,日本为了在“满洲国”边境修筑要塞,迫使大量中国人参加,其中大约有10万人遭到杀害,仅1942年在辽宁省有3千名中国人被抓去构筑军事设施,事后为了保密,竟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太平洋战争后不久,被强行掠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大约有4万人,年龄最大的有78岁,最小的有11岁的孩子。他们被分在日本135个企业从事名为劳工, 实为奴隶的死亡劳动。“中国人难以忍受饥饿的折磨,以致于出现了拣食路边别人呕吐的饭粒及拔食杂草的惨况。日本监工将扔掉的桔子皮撤上尿,让中国苦力争相食之。有个叫李担子的青年,甚至将焚烧后的人肉带回宿舍偷吃。负责直接监督中国人劳动的日本监工,多为具有在中国大陆杀人经验的日本伤残军人或退役军人,他们对中国人所施酷刑,可谓五花八门,有将铁棍烧红烙大腿者,有以烟头烧脖筋者,有将鞋钉铁刺而踢人者,更有将人吊起向体内注射冷水,然后置于地下,以脚踩其腹使其鼻眼冒水者。中国人不堪忍受灭绝人性的虐待,终于发动震惊整个日本的花冈暴动。暴动失败之后,每两个中国人被反手绑在一起,三天三夜不给饮食,很多人被迫喝自己便出的带血的尿。两人中如果有一人死亡,另外一个人上厕所也要拖着死尸走“。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场面,无论从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无论从国际法看,还是从日本国内法看,日本军国主义对于残害中国人具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今天,日本国鹿岛建设公司向“花冈事件”幸存者承认责任并首次道歉,关于受害赔偿问题留待今后继续协商解决,这是日本国履行国际法义务,反思侵华战争责任的良好表现,这对预防战争犯罪,维护世界和平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4. 国际法禁止有毒, 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制造和作为交战手段和方法。最古老的战争法规之一就是在战争中禁止人类深恶痛绝的毒物和有毒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使用窒息性和各类有毒, 化学武器,造成一万人的死亡,一百二十七万人受伤,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严厉谴责,战后,在缔结凡尔赛条约时,曾认真讨论过如何禁止使用毒气,日本也是该条约的签署国;并且,关于禁止使用毒气的国际协定,分别还有1899年7月缔结的禁止使用毒气的海牙宣言,以及1925年6月签署的禁止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意大利都未使用过毒气,而只有日本在中国使用了毒气。日本在我东北秘密研制和试验细菌武器,于1931年和1936年先后建立了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专门从事细菌战的准备,以活人作试验,每逢严冬来临,日寇把一些中国人押送到防守严密的大院内,然后强迫其把手, 脚, 胳膊及大腿等坦露于外,按照要求接受不同时间的冷冻,一般是在零下三, 四十度的情况下冷冻20分钟到一小时,直到用木棒敲打能发出“梆梆”之声后,才将其拖回室内,将其冷冻处直接放入热水之中,用以观察不同的效果,然后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用锯子把四肢锯掉,然后拖出去枪毙或活埋。1937年到1945年八年间,日寇在中国战场上进行毒气战总计1312次,直接伤害了36968人,其中死亡2086人,而无辜的老百姓伤亡数字无法统计。

  5. 日寇对中国城镇狂轰滥炸践踏了战争法规和惯例。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附件第25条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攻击或炮击不设防的城镇, 乡村和住宅”。第27条规定,“围攻及炮击时,凡关于宗教, 技艺, 学术及慈善事业建筑物, 医院及收容所等,不得作为目标。并且有关条约还规定:“禁止以对平民造成恐怖, 破坏或损害非军事性质的私人财产, 或伤害非战斗员为目的的空中轰炸”。而日寇公然违背这些规定,使用恐怖手段,轰炸和平城镇,掠地飞行,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中国居民,向城镇市区投掷燃烧弹造成巨大火灾。特别是落在茅房鳞次栉比的贫民区,住宅和居民化为肉酱。中国所有重要的城市,几乎都受到空袭的威胁。在重庆,日寇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连续大轰炸,整个重庆城区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到处死尸枕藉,甚至树枝上也挂着断臂残肢,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遭到炸弹袭击。最为悲痛的是日寇炸弹造成重庆大隧道窒息挤压而惨死市民近万人,“惨案发生后几天,重庆城区不少店辅, 居民住宅久久没有人开门,原因是全家都已惨死,成了绝户”。

  6. “鸦片侵略”构成了反人道罪。二战前夕,日本加入了三个禁毒的国际公约,其中有的公约规定,“日本应制定法令,保证切实取缔鸦片的生产, 分配和输出”。“禁止毒品偷运到中国或在华的日本租借地, 居留地和租界”。但是在二战中,日本不但不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反而把利用鸦片和其它麻醉品作为征服中国的计划的一部分,其手段及规模不仅远远超过“鸦片战争”时的老牌帝国主义,甚至连他们的欧洲纳粹盟友也没有想到这一着。中国几十万人成为鸦片的牺牲者,但几亿美元却源源不断地流进了日本国库。中国人民再次深受鸦片之害,一位外国朋友叙述到:在严寒的冬季,哈尔滨市有许多长期吸鸦片的倒死路上,他们的尸体一连几天暴毙街头,连狗都不吃。天津鸦片烟馆的腐败情景更是不忍目睹,中国人横卧在污秽的辅板上,甚至连两, 三岁的孩子都是鸦片中毒患者,头部肿大, 骨瘦如柴;每天晚上都能看到苦力和商人拿着海洛因在街上兜售,烟馆附近的妓院中,年轻妇女为了打上一针吗啡,正在进行肮脏的表演,注射吗啡的针头根本不清洗,用它一个接一地进行注射,从而使梅毒蔓延,可以看到有几名常年吸鸦片的人胸部已经部分腐烂,肉已形成坏疽,窟窿大得能放进一个拳头”。 实际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非笔墨所能写尽,非人类语言所能形容。今天,我们从国际法上重提日寇累累罪行的动机,一方面旨在居安思危, 毋忘国难;另一方面加强日本国对侵华战争历史责任的认识和反思;同时,敦促日本国根据战后的国际惯例,向遭受巨大生命财产损失的中国人民履行其受害赔偿的国际义务。正如孙平化在一次讨论会上说:“我们提出赔偿,不是想修改《友好条约》,也不是想懒帐”。其目的,是为了预防战争犯罪,维护世界和平。

三, 中国面临着历史的抉择

  按照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职权之一是“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向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要求正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战争和平问题的权力的具体形式之一,无论怎样,应当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依照中国的立法程序,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把这一有关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与精神的大事予以明确下来,在国际上表明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1931-1945 年那一段惨不堪言的历史,并且表明中国就这一问题注重法制,有利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形象。

  通过立法允许成立受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华人协会,或授权中国红十字会,这是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华人协会或中国红十字会系民间机构,可从事受害人登记, 调查等事项。初期由华人协会或中国红十字会就受害赔偿的前期工作进行充分准备,然后由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机向日本国提出,或者华人协会或中国红十字会也可以从国际私法角度向日本国有关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寻求解决,类似这些做法都是符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

  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华人协会或中国红十字会要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可以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国际法上有这样一个原则,即个人的权益遭受他国损害时,只有个人所属国依国际法向他国追究责任,个人的权益才能得到保护。历史上受到大多数国际法专家赞许的“土耳其对俄国人的赔偿仲裁案”。即土耳其同意赔偿俄国国民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损失,都是由俄国政府多次要求而实现的。二战后,上万名遭到纳粹迫害者已经在南斯拉夫红十字会登记,然后由南斯拉夫政府提出索赔要求,最近,南政府强调,随着德国的统一,它将提出“新的索赔要求”。由此可见我国政府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符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

  根据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日本国对其负国际法责任同样符合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二战期间,日本国不仅授权军队和所属个人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还公开纵容军队和所属个人进行战争犯罪。战争犯罪正是当时日本政府推行的政策。日军在中国屠杀平民, 战俘, 伤病员, 活埋中国人等,不仅违背国际准则,而且也触犯了日本国法律,日本国理应根据国际法原则,履行“国家负有惩罚其本国战争罪犯的义务”。但日本国政府没有惩办战争罪犯,及时地制止军队和所属个人的犯罪行为,反而纵容并且加以称赞及大肆宣染。“南京大屠杀”时的“杀人比赛’,经日本新闻单位披露后,日本政府, 日本大本营非但不加以谴责制裁,却认为它是“耀扬国威”的“光荣举动”。根据1917年<海牙关于陆战规则公约》(第三条)规定,违反该章程规定的交战一方,在需要时,应负责赔偿,该方对于它的军队和所属个人的一切行为负责任”。“第一句是指交战国一方有义务赔偿国家行为所作的违反章程的行为;第二句意思是指军队和组成人员所作的违反章程的行为,由该国负责,即该国有义务赔偿本国军队及所属个人的行为引起的损害”。这条国际法律的规定在二战结束时有所发展。即军队和所属个人的行为除了追究该国责任外,还得制裁战争罪犯。这里,追究该国责任根据二战后的国际惯例,主要表现为,一是该国政府对其侵略别国应追究的国际法责任,这种责任所引起的赔偿是战争赔偿。二是除侵略负有责任外,该国对其武装部队人员犯下的战争罪行也负有国际法责任。换言之,国家对军队和所属个人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承担经济, 政治和道义责任,这里的责任所引起的赔偿是受害赔偿。由此得出,日本国除了负战争责任外,还应对战争罪行承担责任。二战后,盟国对纳粹战犯进行了审判,同时,也追究了德国的责任。德国除了负侵略战争责任外,还对纳粹罪行承担责任。1954年以来,“波恩主动履行赔偿义务,给16个欧洲国家政府付了10亿马克,并且特别声明,这些并非战争赔偿,而是给这些国家内那些在纳粹统治下受过迫害而没有提出个人赔偿要求的人的,这些现金,大部分给了法国4亿马克,荷兰1.25亿马克,希腊1.15亿马克,波兰和奥地利各l亿马克,比利时8千万马克”。

  既然中国政府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本国承担侵略者罪行的责任也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代表受害的本国人民在某些国际场合声明,中国政府并未放弃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要求,然后,通过和平谈判的手段与日本国就受害赔偿进行接触, 磋商,拟定一个关于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协定,以期奠定受害赔偿的法律基础。波兰尽管声明放弃继续获得战争赔偿的要求,但波兰与东欧其他国家从1954年后向西德声明他们没有放弃对纳粹罪行的赔偿要求,经过多次与西德谈判,终于在1972年,西德政府同波兰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总付协定,给波兰1亿马克,补偿受过害的公民,1975年波兰得到10亿马克信贷,利率为2.5%,另外还得到13亿马克用于支付波兰公民从德国养老保险公司中可得到的款项,中国可以借鉴波兰要求受害赔偿的模式为基底,根据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提出的一项原则,“赔偿首先应该给予那些担负了战争主要重担的国家,即遭受了最严重损失的国家和组织了战败敌人取得胜利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同南部和西部诸邻国相比,受损失最巨,而且是战败日本侵略者的首要国家,中国要求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应有优先权。一方面体现中国行使正当的国际权利,另一方面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历史责任必尽的国际义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曾经与中国人民一道浴血奋战的东南亚各国,也蒙受日本侵略之祸害,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地区各国一百多个地方实施了大屠杀。在香港的屠杀中,日军冲入某医院内,用刺刀刺死床上的病人, 伤员, 强奸和杀害医院的护士。强制香港市民服劳役,毁灭历史文物,强迫居民用港币兑换军用票。香港160万人口到战争结束时仅剩下60万人,根据战后国际惯例,香港受害者完全可以向日本提出约2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在菲律宾马尼拉某地的屠杀中,日军将妇女强奸后,用汽油浇在她们的头上,点火焚烧。“马尼拉大屠杀”,造成了13万多人的死亡,战后菲律宾虽然获得了日本的战争赔偿,但受害赔偿却一直没有要求,如果菲律宾提出受害赔偿要求,仅“马尼拉大屠杀”就可以提出约20亿美元以上的受害赔偿。另外,根据战后国际惯例“巴丹死亡行军”和“泰缅死亡铁路”的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可以分别提出约10亿美元和约15亿美元的受害赔偿。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华侨组织也可以向日本提出因二战中华侨遭受日军杀害和迫害的赔偿要求。还有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缅甸, 越南, 印度等国都享有提出受害赔偿的权利,由此可知,东南亚各国与中国有着一致利益,这就需要共同联合起来,对于向日本侵略者罪行的赔偿要求才更加有利,更富于建设性。

  我们可以预测,中国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的要求,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日本方面履行“受害赔偿”义务,起初也许会采取“象征性赔偿”。比如,民德允诺向犹太人提供象征性的1亿马克赔偿。最近波兰赞许“部分象征性”的赔偿总额,即赔偿被纳粹赶进集中营的几百万公民每一人2千到3千马克。另一种结果,日本方面以<联合声明》为由拒绝“受害赔偿”,并会对此大作文章,中国则可采取通常解决国际间国际赔偿的办法,如在可能的情况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诉诸国际法院,或通过国际仲裁等办法。

  中国向日本国提出“受害赔偿”除了政府间渠道外,还有民间渠道,由华人协会和红十字会提出赔偿总数,向日本国交涉,要求给以道义上的赔偿和经济上的补偿。这种由民间团体提出赔偿的例子在国际上举不胜举。波兰人协会提出的赔偿总数达到5370亿马克,并打算在不得已时向联合国起诉。就连外籍日人也通过民间团体获得了一些赔偿。例如,美籍日人至今还在要求美国赔偿在二战中被冻结的存款的损失。最近,美国政府对二战期间被美国扣留的美籍日人发放了赔偿费。首先向9名70岁以上的美籍日人每人发放了2万美元的赔偿费,并转交了布什总统表示歉意的信,90年拨出5亿美元进行赔偿,然后92年和93年分别拨出5亿美元和2亿5千万美元进行赔偿。日裔加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加拿大政府强迫迁徙, 禁锢。为此,战后加籍日裔屡向政府交涉,要求还以公道和给予金钱赔偿。经过46年的努力,加拿大政府终于正式向受害的日本人道歉,并给生还者每人2.1万元的赔偿,其总额将近3亿加元。有鉴于此,华人协会或中国红十字会寻求赔偿途径是符合国际惯例。

  客观地说,日本国的任何赔偿都弥补不了1931年到1945年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失,既使日本国履行了受害赔偿义务,我们也算给日本国赠了厚礼,给他们反思战争罪行提供了一个机会。

关于“中国要求日本国受害赔偿”的建议

  “九一八事变”到今天已经60年了,为了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牢记那一段不幸的历史,教育后代居安思危, 毋忘国难,激发爱国主义热。隋, 振奋民族精神,扬我中华魂,特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中国红十字会,对在1931年——1945年间,遭受日本侵略者无辜杀害的中国人民和受迫害者进行调查和登记,对财产损失进行统计;根据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拟定受害赔偿方案;并允许中国红十字会俟机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国寻求受害赔偿,为力争在本世纪内了结这桩历史遗留下来的受害赔偿问题而共同努力。

                  建议人:北京公民童增

                  于199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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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扫描序列号:s2954
写信日期:1993-08-13
写信地址:浙江省
受害日期:1941-04
受害地址:浙江省奉化市
写信人:王田惠
受害人:王田惠的婆婆
类别:强奸、谋杀(RA、MU)
细节:1941年4月日军入侵我家乡奉化市,轮奸了我婆婆,其还是婴儿的女儿被日军刺死,婆婆因此上吊自尽,还好被人抢救过来才免一死。备注:信封丢失

 

中国民间个人对日本国受害索赔书

日本国政府: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给和平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我家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特要求日本国政府赔偿肆仟万日元。
  详情如下:
  一九四一年四月一日,日本侵略军侵入中国浙江省奉化市时,看见我婆婆严贵女年[轻]漂亮,被抓到祠堂遭到三个日本军官强行轮奸,我婆婆身败名裂无脸见人、加上当时农村风俗被迫上吊,幸好及时发现抢救过来才免一死,但这一事故,已造成我婆婆疾病连身至今。当时我婆婆严贵女生的一个婴儿当场被日寇刺刀杀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发动二战的日本以战败国的身份投降了。根据《雅尔塔协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国际法:“发动侵略的战败国必须承担受害国人民的一起损失的赔偿。”日本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战败国,因此,必须赔偿中国人民的一切受害损失,是责无旁贷的。连发动二战的日本在美、加两国侨民都能得到美、加两个战胜国的受害赔偿。日本国政府又有什么理由不赔偿饱受日本侵华之害的中国人民的一切受害损失呢?这是天理不容啊!
  特请日本国政府严肃考虑赔偿,以利中日友谊永存。

受害索赔人:中国公民
王田惠
1993年8月13日

寄出日期93.10.13
挂号 第078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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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扫描序列号:s2130
写信日期:1993-01-06
写信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受害日期:1941-1942
受害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
写信人:魏清华
受害人:平山县百姓
类别:其它(OT)
细节:我的家乡是有名的风景胜地,1941年到1942年之间日军侵略我家乡把全部建筑烧毁,还杀死了一名八路军。现在要求日本方面赔偿。

 

童增同志:
  今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受害索赔提纲,使我想起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日军大扫荡,给我们家乡造成的[惨]状,现在您代表中国人民要求日本国政府给予受害赔偿是理所应当的。现就我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北冶村当时遭受日寇的摧残及我家的财产损失提供如下供参考。
  1、我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天桂山,是有名的风景胜地,该山道教庙宇建筑群,异常宏伟壮丽,系清朝乾隆所建。是当年八路军伤病员治疗休养的集中地。一九四二年日寇大扫荡,除对八路军伤员残杀外,将该山全部建筑烧毁。
  2、我的家乡:河北省平山县北冶村,一九四二年、四一年两次被日军烧毁房屋数百间,我家两次被烧房屋八间,被掠夺走牲畜三头,骡子两匹,毛驴一头,按现值人民币计算,约2.5万元之多。

1993.1.6
魏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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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扫描序列号:s1223
写信日期:1993-02-11
写信地址:重庆市
受害日期:1939-05-03
受害地址:重庆市
写信人:邓正群
受害人:邓正群的父母
类别:轰炸(AB)
细节:1939年5月3日,日军轰炸重庆,我父母被炸死,要求日本赔偿。并为受害者向您表示感谢。

 

童增同志:
  我从今年2月3日发行的,由四川日报主办的<文摘周报>上看到一篇1月16日<蜀报>刊登的文章<向日本国讨公道>。在这篇文章里,阐述了你根据国际法致力于要求日本国在侵华战争中应给予中国在战争中受害者以赔偿,并阐述了: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时,中国外交部发表谈话等的一些“向日本国要求受害赔偿”的情况。对此,我衷心拥护,赞成,支持。
  在没有与你取得联系以前,我不想多说什么。在写这封信时,我已心绪万千了。现我把我的情况向你简述如下:我1932年7月出生在重庆南岸弹子石北平巷。父母曾在市中区上半城苍平街(即现在邹容路)靠现在新华路(大樑子)中山公园(即现人民公园)口,开了一家饭馆。抗日战争后,大量下江人(外省逃难的人,四川人通称下江人)逃难来沪,我父母将饭店改卖烧饼,油条,豆浆,小笼包子等。1939年5月3日日本飞机大轰炸,我父母由于照顾生意,收店堂,关铺门,直到紧急警报后,来不及躲进公园门口的防空洞,只好躲进公园进口处一树荫下。敌机当天在公园投下数枚炸弹,我父母炸的尸骨全无。我当时因随姨母,表妹三人在空袭警报响时(警报有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和[解]除警报),先走进公园,躲在公园长亭附近,幸免于难。我亲眼目睹,当时公园到处是尸体,由线杆上挂着血衣,人的手,腿。中山公园的孙中山雕像倒在迺道上横躺着。父母死后,店铺歇业,我成了孤儿,随着祖母又回到弹子石定居,生活先后由叔父,奶娘,姨母等拉扯。12岁曾在书店,被服厂学徒。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6日我17岁,参加[解]放军47军到湘西剿匪。50年10月抗美援朝,赴朝参战。51年11月在朝开城附近负伤,现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53年送回四川成都,在新繁四川省第一革命残废军人速成初级中学学习。54年转业到成都四川邮电管理局。56年调回重庆,现在重庆市邮政局退休。
  每想到这段历史,就使人无法抑制。当孤儿,讨饭,学徒生活,历历在目。刺刀上挂着太阳旗刺向同胞的胸膛,翅膀上涂着膏药的飞机在重庆上空狂轰滥炸(亲眼见)日本投降时,有些军国主义顽固分子剖腹自杀还在喊“效忠天皇”!……7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开始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随之建交,小平同志访日,我国的改革开放,大批的日本经济技术涌向中国,日本广岛与重庆结为友好城市。(广岛,长崎被美国原子弹轰炸是日本帝国主义咎由自取,日本人民应向日本军国主义者算账,这与我重庆被日本狂轰滥炸无同一性质可言)。去年,中日邦交20周年,江总书记访日,天皇访华,这一系列的事实,恩恩怨怨,仇仇友友绞合在一起,难分难解,但历史归历史,现实归现实,账要各算各,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不是说杀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吗?不是说血债要用血来还吗?日本国过去对我国人民太不公道,我们今天有权利要向日本国讨回公道!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和太阳旗飘在一起,心里就不是滋味。这也许是所谓的“民族感情”吧!好了,不再说了。再说可能要“走火入魔”。
  山城重庆是抗战的大后方,除日机轰炸外,比起东北三省(31年“9.18”)华北、华中、华南、华东的受害同胞还是要好些。他们更有权利向日本国讨公道!要赔偿!
  据记载:“1800亿美元的受害赔偿从未放弃”。18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有1万多亿。我国在抗战时期有多少沦陷区的人民为抗日战争作过牺牲,有多少同胞受害。如今,我国还有数千万人民,包括抗日老区人民,还生活在温饱线下,还有数千万人民没有脱贫,用这笔应得的赔偿来帮助这些人民,也是顺理成章的。我虽属日本侵略中国的间接受害者,但杀父母之仇,还是有怨气在胸!
  童增同志,你是重庆人。如你需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机轰炸山城重庆纪实>(南宁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我可以寄给你,也请你给我寄一点有关<向日本国讨公道>的资料,包括你的大作,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几十家转载过的《启示》文章,给人大办公厅信访局的意见书等。
  这封信是初次与你联系商讨,有不当之处,请赐教,盼复!
  为千万抗日战争中的受害者向您致敬!
随信寄上<文摘周报>一份

重庆市邮政局退休职工
邓正群
199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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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扫描序列号:s0042
写信日期:1993-07-15
写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
受害日期:1944、1949
受害地址:湖南省
写信人:荍鹏
受害人:荍光鼎(荍鹏的弟弟)
类别:其它、强奸、劳工、谋杀(OT、RA、SL、MU)
细节:1949年6月17日日军侵占湖南省长沙市后,又进攻开始广西省,在日军进攻途中烧杀奸淫,强迫苦役。1944年荍光鼎在湖南省做小工的时候,被日军抓做劳工,期间因为其抬不起物资被杀害,年仅17岁。

 

童增先生:
  您好!
  我们从报刊杂志上得知,你们正在为二战期间被日军惨遭蹂躏的中国受害人民伸张正义,不遗余力地为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我们为中华民族有你这样忧国忧民的杰出儿女而感到骄傲和欣慰。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受外来侵略的压迫和侮辱而牺牲者甚多。过去中国政府只有向外人屈服,所以苦难的中国人民只有自认“命中注定”或倒霉。二战结束,虽然中国是战胜国,但受害的中国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好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总算站起来了,外国人面对中国的强盛也不敢轻举妄动了。然即中国人仍很穷。但是那些曾经侵略国中国的日本人现在却富得流油。按理他们应向我国战时的受害者给予人道的补偿。但他们不这样做,而我国政府也只强调与他们有好的一面,而把过去受战争蹂躏的苦难人民搁在一边,这确实让人难以想通。
  现在童增先生代表我国民间受害人民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应该说是“好得很”。这代表了我们战时受害人民的心声,然而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如何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更不知道还有童增先生在潜心建造这一史无前例的索赔工程。因此我呼请由童增先生负责,在全国各地成立向日索赔民间组织,广泛宣传中国人民有权向日提出索赔的必要性和必须性,扩大影响,使全国战时受害者行动起来,以使这一合理要求得以实现。
  祝童增先生
事业成功,身体健康。
兹附上我的索赔要求,请代转。

成都铁路分局 蒋鹏
93.7.20

强烈要求
日本国对中国民间受害者给予战争受害赔偿

  席卷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然而我们这些当年战争受害者家属的悲愤心境至今仍未平静。我们强烈要求日本国政府对日军在侵华期间被他们无故杀害了的中国人给予人道的战争罪恶赔偿:
  1949年6月17日,日军侵占湖南长沙后,八月八日又攻占衡阳,接着日本侵略军侵长驱直入广西桂林、柳州,直至贵州独山。日军在进军途中,对中国老百姓大肆烧杀奸淫,强迫苦役,然后悉数杀害。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自传中也有明确记载:“一九四四年中日战争席卷整个中国,日军所过之处,杀人放火,搜刮一空……事实上那时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不论老弱妇孺,士农工商都惨遭杀害。”日军还大量强拉老百姓充当苦役(日本人称苦力),为其运送侵略军用物资,当牛当马。
  受害者蒋光鼎(小名丁山)男,生于1927年5月13日。系湖南省东安县氏龙圩乡上查林村人,当年在湖南冷水滩大街王炳永米店当小工。1944年日军侵入冷水滩,将蒋光鼎强行拉去当苦力。在日军行进广西全州途中,因蒋年少力薄,不堪重负,担抬不起日军沉重的物资,在全州县白宝乡白烛腊村附近,惨遭日军杀害,时年蒋光鼎才十七岁。
  我们是受害死者的家属,当光鼎被日军抓走后,我们曾日夜盼望他能早日归来,但无信息。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后,我们原以为他能回家的,但还是杳无音信,后来我们才得知他早已惨遭日军杀害了。
  中日战争已结束48年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也已20多年。然而日本政府并未对战时日军在中国的血腥暴行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特别是对那些被日军杀害了的中国人没进行任何慰抚和赔偿。我们对此深为愤慨。
  现在日本已是世界上的经济大国,在中东战争中日本政府毫不吝啬地资助多国部队战争费用90亿美元,接着又决定派遣日军参加联合国驻柬甫寨维持和平部队。这种费用也是可观的。如不是北方四岛争端,还要大力援助俄国。既然日本国有那么多钱投放到世界上与己毫不相干的事务上去,那么为什么不能拿出一些钱来对曾经被日军铁蹄下直接践踏过的受害者给予应有的赔偿呢?谁能知道由于日军的暴行,使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几十年来一直在遭受着精神上的痛苦和折磨。每当年节佳日亲人们团聚的日子,我们都在痛思我们的亲人是如何被日本侵略军无辜杀害的。如果我们的亲人还活着,他将会和我们一样该是儿孙满堂,享受着人间的幸福生活的,然而这些都被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给毁了。
  正因为如此:现在我们不得不慎重地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给予我们受害者家属支付战争受害赔偿10万美元,以弥补我们的家庭严重损害和创伤的一部分。此事我们委请我国的童增先生代表我们受害者家属向日本政府提出这一合理要求。
受害者家属:
弟弟:蒋鹏:(原名蒋光甲)现是铁道部成都铁路局成都铁路分局劳资科退休职工。
  家住成都市人民北路铁路宿舍56幢13号。
小弟:蒋鸿:(原名蒋光鼎)现是湖南省地质局第408地质勘探队退休职工。
  家住:湖南省酃县水口镇医院宿舍。
姐姐:姜秋英:现是湖南省东安县凡龙圩乡小社村

蒋鹏 手书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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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扫描序列号:s3730
写信日期:1992-12-21
写信地址:山东省枣庄市
受害日期:信中没写
受害地址:信中没写
写信人:陈如德
受害人:陈周南(陈如德的父亲)
类别:其它(OT)
细节:看到1992年10月《读者文摘》转载的1992年6月30日《金华日报》李佩玉写的《历史没有忘记–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纪实》一文,我佩服你们的见识,如您们征集签名,我父亲陈周南玉日作战中负伤,我叫陈如德。

 

童增、陈健二同志:
  看到《读者文摘》1992年10月号转载的《金华日报》1992年6月30日李佩钰的《历史没有忘记——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纪实》一文,我深深佩服你们的见识和胆略,并衷心拥护我国政府对民间索赔动向的正确态度。我父亲在百灵庙对日作战中腿部负伤,一直到八十四岁去世伤口都在向外渗流液体,有时生出蛆虫,痛苦异常。索赔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谁也不敢指望能发多少金钱,重要的是通过赔偿,社会承认了父辈们为反击侵略、保卫国家民族付出的牺牲是有它历史的价值的。索赔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必须符合国际准则和我国法律。衷心相信你们会克服千难万险获得成功,因为这符合历史潮流和中华民族的心愿,从根本上对日本民族也有好处。
  如果你们征求签名,先父的名字陈周南,曾在旧军队服役,百灵庙对日作战负伤,敌人的机枪子弹从他小腿迎风骨穿过,共九颗,差一点打断。我的名字陈如德,在山东省枣庄市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亟盼回复,并颂大安!

山东省枣庄市教育局办公室
陈如德
199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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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扫描序列号:s3729
写信日期:1993
写信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受害日期:1941-04
受害地址:山东省
写信人:王爱华
受害人:王爱华的父亲
类别:其它(OT)
细节:1938年日军侵占山东半岛,在我村东开煤矿,周围拉电网,附近人不小心就被粘住,父亲在1941年4月被粘住烧死。

 

童增、陈健二位同志:
  你们好!有一天我随便翻了一下同事的一本杂志<读者文摘>一个醒目的标题“历史不能忘记——国人向日本要求受害赔偿纪实”跃入眼中,这份报道使我浮想联翩,苦难的童年生活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40多年的灾难已载入史册,但受害者每个人的心灵创伤是终生难以抚平的,每当提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心里就隐隐作痛。
  我从内心里敬佩你们二位热血青年,利用学得的法律知识,搜集了大量国际战争赔偿资料“石陈人大,上书首相”向日本提出要求受害赔偿。勇敢地站出来为受害同胞讨个公道。
  我是一九四〇年八月在山东省,章邱县,普集镇,天尊院村,生于一个农民的家庭里。当时有祖父祖母,父母亲,还有四个姐姐一个九口之家。家里有几十亩良田,有祖父和父亲辛勤耕作,生活尚可。
  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侵占山东半岛,就在我们村东400米处开设了一个煤矿,在矿四周围上了高压电网,邻近的人[畜]一不小心就被粘住。我的父亲于四一年四月十一日,年[仅]28岁的年轻人粘在了电网上被活活的烧死。从此,我的祖母,因受不了这种突然的打击于次年四月去世了,祖父时过四年〈1945年〉也相继去世,还有我两个姐姐也死了,最后只剩下我母亲(一个小脚女人)领着三个女孩,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当时生活之艰苦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使我们千百万同胞蒙受灾难的历史,过去已经40多年了,但每当提起这段历史人们就义愤填膺可是无人要求索赔。我想,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国际法律知识之缘故。现在有你们年轻人勇敢地站出来为父辈受难同胞争理说话,我自内心里高兴,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慰藉。这一倡导活动大得人心,一定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我深深的感谢你们,祝你们成功。
  此致
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我现在航天部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工作
通讯地址:内蒙呼和浩特市1051信箱

王爱华
28/元-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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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扫描序列号:s3728
写信日期:1993
写信地址:青海省
受害日期:1945
受害地址:江苏省徐州市
写信人:贾照其
受害人:贾景洲(贾照其的父亲)
类别:轰炸(AB)
细节:我父亲贾景洲在1945年在徐州经商时候被日军炸死,要求日本赔偿。

 

陈健同志:
  春节好!
  鉴于见您载于读者文摘92.10月份标题为历史没有忘记:——国人向日本要求赔偿纪实文章:读后深感:童增与陈健俩同志之爱国热情。
  日本侵[略]狂人,发动侵华战争,造成多少人家破人亡。武装侵[略]他是失败的了。而经济侵袭不亚于武装侵[略]。我本原籍河北省宁晋县艾辛店人,现年54岁,现在青海省果洛州汽车运输公司,汽车司机。
  我父贾景洲,1945年约5月在徐州(我声明并非为了赔偿。粗茶淡饭,反而心舒。只是为了日本国谢罪赔款。削弱其经济实力。以戒后尘)行商时,被日本飞机炸死于小市上。我祖父悲伤过[度]同年8月去世。我妹当时约二岁,同年10月无父之经济来源夭逝。日本侵华战争造成我家三人死亡。而我父贾景洲直接受害于日弹下。
  使我母28岁守寡,我当时年幼,苦煎[度]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我家一笔血债。
  关于要求日本受害赔偿签不知在何处。敬写[复]信。致礼

青海西宁南店子247号
93.元.21,贾照其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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