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师与南京中学生同上“抗日战争”课

157 日本历史教师与南京中学生同上“抗日战争”课 

  日本历史教师与金陵中学学生同上历史课

  

  日本教师认真聆听

男生钱司文的太公公在南京大屠杀中死里逃生;女生陈娴通过研究张纯如的故事对南京大屠杀有了更深的了解;全班同学带着抹布去清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昨天下午,南京金陵中学高一(6)班51名学生,正在上“记忆的力量—我们的抗战”这节以抗日战争为主题的历史课,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纪念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旁边的座位上,坐着17名从日本各地赶来的历史教师及3名日本大学生,他们也在认真聆听。

通讯员张铭顾健

现代快报记者金凤黄艳/文

赵杰/摄

对南京大屠杀,南京学生有更多了解

这节课的教材背景,是高中历史必修课本第一册中《抗日战争》部分,其中有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相关内容。作为南京人,这节课的内容绝不会局限于课本,因为学生们的身边,就有与之相关的人、相关的事,史实不容抹杀。主讲老师郁桦,选择把课堂的大部分时间,交给这些中学生。

他的太公公在南京大屠杀中逃过一劫

男生钱司文说,他的太公公,1937年12月在下关做学徒。“当时太公公准备回江北家中结婚,于是带着礼品,从下关的中山码头出发,准备乘船回江北,临时接到日军封江的消息,于是就向长江的下游走,估计城郊不会戒严,在五马渡到草鞋峡长长的一段路上,他却被所见到的景象震惊了,遇难者的遗体被丢弃在江边,许多被垒成了墙,血流成河,江面都被染红了,太公公不敢站起来走,只得顺着江边爬,后来被一位船夫搭救送到了江北。本是美好的日子,却因为侵略者入侵,差点失去性命。”

 他们是祭奠者,也是研究者

女生陈娴说,她在《现代快报》上看到了张纯如的故事,感受到这位女性的伟大,张纯如用生命撰写了《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勇敢地站出来,告诉西方世界,1937年12月南京发生了什么。“我虽然从小学开始学习抗日战争的知识,但以前一直不知道张纯如的故事。这周我特别去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她的照片和使用的物品。她的雕像非常优雅,还抱着自己写的书。”陈娴还特意上了张纯如的贴吧,发现里面有不少她的影像资料,但没有中文字幕,都是英文的。“我希望能有人翻译出来。感觉非常遗憾,现在我还只能听懂一部分。”

12月,高一(6)班的学生和他们的校友们一起,前往多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祭扫,他们带着白色、黄色的菊花表达哀思,他们还带着水和抹布,细细擦拭纪念碑。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们用自己的眼睛寻找历史的真相。

了解史实,为了珍视和平

在课堂上,郁桦为学生们讲述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日本退休教师松冈环的故事,她27年坚持寻找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她曾说:“历史有着严谨的逻辑。先有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成为加害者,才有了它成为受害者的一面。我觉得有必要告诉学生真相,等他们长大了,才更知珍惜和平。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不在日本教科书里,我只能自己去寻找。”

另一个是紫金草的故事。那是1939年,日军军医山口诚太郎来到南京城,在紫金山下采集了紫金草(二月兰)的种子,回日本后种在自家院子里,第二年又把种子送给邻居,此后20多年,更广泛地传播……直到1966年,一位华侨青年写了一篇散文,说中国有一种紫色野花叫二月兰,在日本也出现了,其实就是山口传播的种子。

昨天坐在课堂上听课的17位日本历史教师,都来自“社团法人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这是一个进步的民间组织,目前日本全国共有近4000名历史教师作为会员加入。多年来,他们本着“不忘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历史教育的研究,并与篡改历史教科书、修改和平宪法的右翼势力展开了斗争。协议会的一些骨干教师还曾与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共同编撰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

 两国教师交流:如何让学生了解史实

课后,日本的历史老师们向金陵中学赠送了相关的书籍,包括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中文版、日文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协议会的一些骨干教师参与了编撰《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昨天来听课的斋藤老师就是其中一位。怎样向学生们讲述那段史实?中日两国的历史老师们,分享了自己的教学心得。

日方教师:

 把历史真相告诉学生

 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日本京都府私立立命馆宇治高中教师森口表示,在中国的课堂上发现中国学生有着自己的思考,反应非常快,让人非常吃惊。他所在的学校是私立学校,教学上自主灵活。他在教学中,聚焦南京大屠杀,还原历史真相,尽自己所能地使用资料、照片、录像(证言)等,努力做到原封不动。他说,让学生自己读史料,独立思考,追究大屠杀的原因。

“听完郁桦老师的课之后,感觉收获很大,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提到了紫金草,紫金草是面向未来、呼吁和平的象征。”日本法政大学中学高等学校副校长米山宏史说。米山所在的中学也是一所私立学校,他在教学中也会向学生详细讲解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的所作所为。“我上课最重视的一点就是把历史真相告诉学生,启发学生思考为何会发生南京大屠杀?同时也会反思,日本在推行多年的对外侵略和殖民过程中,在亚洲地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在日本做了20多年高中老师的小松老师表示,“日本教科书中,侵华战争讲得虽然不详细,但‘三光政策’、‘731部队’和毒气战是有介绍的。也请中国老师们放心,虽然介绍得不详细,也没有图片,但很多有正义感的老师会将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资料,向学生作客观全面的介绍。”

中方教师:

 金中见证了那段历史

 堪称“活教材”

南京一中历史老师郭冬辉表示,近代史上侵略中国的国家中,日本犯下的暴行是最严重的,例如旅顺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其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危害,对中国发展的破坏最严重,甲午战争和1937年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良好的发展势头。郭冬辉认为,倒行逆施的战争罪行发生后,日本政府对战争缺乏深刻反省;自古以来,中国又提供给日本很多帮助,所以,这让中国人民在心理上对日本的侵略罪行难以接受。

在南京金陵中学,学校师生和毕业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人民作出了很多贡献。如后来成为金陵中学副校长的洪大中先生,是第一个把七七事变消息传递出去的人;金陵中学,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作为国际安全区内的难民收容所,保护了一万多名中国同胞的安全……这些都成为学生学习这段历史最真实的一手资料。金陵中学历史老师唐珂说,在那段历史中,金陵中学是受害者,被迫西迁至万县沙河子镇,也是抗争者和贡献者,不少校友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学校也保护了众多的平民。这些不仅在历史课上,在学校的校史中,在很多场合都会被讲起。

镜头

 年轻一代结成朋友

 现场拍照留念

昨天下午的活动历时3小时,其间,一位穿着时尚的日本女大学生全程认真聆听中日老师的交流。她是日本明治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山下花奈。座谈会结束后,她和金中的同学合影留念。

“我原本以为中国的学生会很恨我们,但他们对我们很友善。”山下花奈说。她说,在日本主流的历史观中,一直认为日本是输给美国而非中国,对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危害还缺乏了解,但金中的历史课让她了解了真实的历史。金陵中学高一(6)班的李俊说,他和同学们知道日本代表团来访,还特意学了几句日语,例如“你好”“初次见面请多指教”等。“我一直在跟她说,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是为了记住历史真相,而不是仇恨。”

《国家公祭:你应该关注的八个问题》首发(图)

159 《国家公祭:你应该关注的八个问题》首发(图) 

  本报讯(记者 肖姗) 我国缘何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祭奠谁?谁是第一个建议设立国家公祭日的人?……昨天上午,《国家公祭:你应该关注的八个问题》一书首发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该书以设问并回答的方式,选取围绕国家公祭日公众希望了解的八个相关问题一一作答。

今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隆重举行。作为国家公祭日后的第一本普及国家公祭日相关知识的书籍,《国家公祭:你应该关注的八个问题》由新华社江苏分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出版发行。全书共15万字,分八个章节,以回答公众关心的八个问题为主线,配以大量历史照片与新闻图片,图文并茂地揭秘国家公祭日出台背后的故事,并结合国际国内背景,尤其是中日关系演变,深入分析国家公祭日的影响与作用。

该书选取解答的八个问题分别是:我国缘何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祭奠谁、30万数字为何不容挑战、日本右翼为何专攻“南京大屠杀”历史、谁是第一个建议设立国家公祭日的人、国家公祭日“身后”哪些群体不应被忘怀、国外公祭如何祭、参与国家公祭你该如何作为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该书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新华社记者的视角对相关历史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有助于公众进一步了解相关历史知识,增强历史修养。

昨天上午,《国家公祭:你应该关注的八个问题》一书首发。本报记者 崔晓摄

【编辑:唐云云】

中国设立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62 中国设立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中新网北京2月27日电 (记者 郭金超 欧阳开宇)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7日下午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设立每年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践踏中国领土,大肆屠杀、奸淫、焚烧、掠夺、制造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南京大屠杀是其无数暴行中最集中、最突出、最具代表性的一起惨案。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泯灭良知、灭绝人性和践踏文明的暴行。这一公然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全世界人民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南京大屠杀:平均每12秒有一位同胞被日军杀害

164 南京大屠杀:平均每12秒有一位同胞被日军杀害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对我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骇人听闻的暴行。如果以秒来计算,平均每隔12秒钟就有一条人命消失。

现代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153 现代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核心提示:正是这些左翼媒体与学者多年来不断地研究、传播,才使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得以被更深入地揭露出来。

  (搞杀人比赛的日军军官,图片来源:人民网)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萧西之水,原题:《罪行与谎言:四十年来日本人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杀》

1971年8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在报纸上开了个专栏,名字叫《中国之旅》。他在专栏中大量披露侵华日军当年的暴行,当然,也少不了发生在1937年底的南京大屠杀,其中引起最大反响的一桩,是“百人斩”杀人比赛。

当年参与进攻南京城的侵华日军少尉野田毅、向井敏明二人,为了炫耀勇武,在南京城陷后,用日本刀进行虐杀中国军民的比赛,最后还拄着刀拍了一张合影,发给《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旁边注明“向井106—105野田”字样,意思是向井杀人更多,更胜一筹。

这起事件在当年充满战争狂热的日本国内,一时成为街知巷闻的“美谈”,他们甚至跑去日本各个学校去演讲,名声非常响亮。但是天网恢恢,抗战胜利后,盟军根据《东京日日新闻》等日本报纸的报道,将两人抓捕归案,押送回南京公审,1948年初在中华门外雨花台下由中国宪兵执行枪决,以告慰南京千万亡灵。

两个狂妄的战争屠夫死有余辜,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围绕着“百人斩”暴行以及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风风雨雨,却在其伏法的二十多年后开始发酵,时至今日,在中日之间乃至日本国内,仍然争讼不已。

肯定派VS否定派

二战结束后二十多年里,一方面中日两国都埋头国内重建与复兴,一方面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形成,从东亚到整个世界,意识形态冲突长期掩盖民族间的宿怨。南京大屠杀这样特殊的历史事件,一时并没有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议题,更从两国普通公众的日常意识中淡出。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单纯以意识形态划分东西方阵营的世界格局出现松动,在日本国内,对过去战争时期发生的人间惨剧,才有了更多的议论。

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专栏开始连载后,很快引起日本舆论轰动,不少侵华战争亲历者纷纷投稿,把自己亲见亲闻的屠杀细节公布了出来。

但挑战的声音随之而来。比如评论家山本七平、作家铃木明便发表文章,从几个方面竭力论证:用日本刀搞“百人斩”完全不可能,又声称屠夫之一向井敏明在南京战役前已经负伤,不可能参战云云。

本来,以上争论只是不同观点作者之间借助媒体的“对战”,但学院派历史学家的介入,让事情性质起了变化。秦郁彦(代表作《日中战争史》)、洞富雄(代表作《南京大屠杀》)等学界公认的日本近现代史专家,都专门发文批评山本七平的言论。

此事前后纷纷扰扰闹了三十年。到2003年4月,野田、向井两战犯的家属干脆把牵涉其中的《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及本多胜一全部告上法庭。经过两年审理,2005年法院宣布原告败诉。此案审理过程中,又披露了大量史料,当年“百人斩”暴行的真实性,进一步得到确证。

长达三十年的“百人斩”日本民间辩论及法律诉讼,逐渐让参与各方演变成两大阵营:对南京大屠杀到底是不是发生过,既有“肯定派”,也有“否定派”。

前面提到的作家铃木明,在1973年特地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之幻》,书中针对支持南京大屠杀确实存在的不少史料,加以辩驳。此书算是为“否定派”打开先河,所以人们也把该派称作“幻派”。

铃木明的书出版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辩论有过一段沉寂期。1982年,日本国内出了个“教科书误报事件”,再度让有关辩论热了起来。

大屠杀已成定论

原来,1982年6月26日,日本各大媒体纷纷报道:日本文部省(负责管理教育、文化、学术)将会把历史教科书中“侵略华北”的表述改为“进出华北”。尽管很快便证实,这只是一条假新闻,即所谓“误报”,但当时一下子引起了中、韩两国抗议,中国干脆拒绝日本文部大臣小川平二访华。为了修复破损的外交关系,文部省紧急制定《近邻诸国条项》,规定历史教科书的措辞,必须要照顾到中韩等邻国观感。

日本政府是妥协了,但民间的右翼分子却骚动起来。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松井石根(进攻南京前夕任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1948年底以“未能阻止非人道暴行”的罪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为乙级战犯绞死)的秘书田中正明,出版了《松井石根大将的阵中日记》,试图从根本上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但这本书的“结论”很快就被推翻了。日本战史研究家板仓由明经过细心比对,发现田中正明整理出版的这本书,与《阵中日志》原稿有至少600多处删改,是一部“伪作”。“否定派”造假出丑,其论调受到强烈冲击和更多质疑。

但就在“否定派”阵脚不稳之时,“肯定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一派坚持屠杀人数在十万人级以上,也就是“大屠杀派”,另一派则相信屠杀人数只在万人级别,甚至是千人级,即所谓“屠杀少数派”。“百人斩”论战中的记者本多胜一、史学家洞富雄属于前一派,他们结成“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板仓由明、秦郁彦则属于后一派,他们与旧陆军人员组成的偕行社展开合作,征集南京大屠杀的证人证词。

1989年,“屠杀少数派”出版了《南京战史》一书,第一次刊载了偕行社收集的证人证词,承认至少有1.6万名俘虏在南京被集体屠杀。比起中国方面认定的遇难人数30万,这只是一个小数目,但“大屠杀派”主要代表、日本都留文科大学教授笠原十九司表示:南京大屠杀“有”还是“没有”的论战,是时候画上句号了。

换句话说,如果此时此刻还有人要否定南京大屠杀,那要么是读书太少,要么就是动机不纯了。

既然南京大屠杀毋庸否认,那接下来日本国内的主要争论焦点,就集中在屠杀遇难者准确人数上了。承认南京大屠杀发生过的日本“肯定派”内部,“大屠杀派”认为死难人数在“10万级别,20万以内”,“屠杀少数派”的史学家秦郁彦提出“4万上限”的观点,最保守的板仓由明则认为在“2万以下”。

因为遇难人数的估计与“30万”有或多或少的出入,中国国内舆论往往将日方的“肯定派”成员,与态度死硬的“否定派”放在一起强烈批判。

《南京暴行》风波再起

1997年,记者出身的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写成《The Rape of Nanking: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南京暴行:二战中被遗忘的浩劫》)一书。书的副标题特地用了“Holocaust”(大屠杀、浩劫)一词,在英语世界里,这个词马上会让人联想起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

很明显,张纯如不仅将论战从中日两国扩大到国际范畴,也把这场屠杀从民族矛盾上升到了人类惨剧的层面。

必须说明,尽管张纯如耗费多年,做了大量调查,搜寻到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但她毕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作为一本研究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著作,《南京暴行》一书写作上有些过于感性,严肃的历史考证有时退居次席。感人至深的主题及内容叙述,让本书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却也因为史料方面的硬伤使作者受到批评。

《南京暴行》刚一出版,大屠杀“肯定派”历史学家秦郁彦便直接指出,该书中有11张照片为“伪造”,“大屠杀派”的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读完该书,也表态希望张纯如将书中失误之处加以修正。

而“否定派”干将东中野修道(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迅速出面指责称,张纯如这本书,仅前面64页里就可找到不下90个史实错误。随后,东中野又出版了《南京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针对支持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史料,几乎逐条反驳一遍,沉寂多时的“否定派”着实雀跃了一番。

东中野修道的主要论调是:日军在南京确有杀戮俘虏的行为,但他宣称,杀俘是为了清除便衣士兵,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未正式宣战(编者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德、意宣战)的状态下,不违反国际法原则。

至此,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悄悄转移了重心,从否定大屠杀的史实,转为否定“违反国际法”。2001年,日本法学家佐藤和男出版著作《南京事件与战时国际法》,里面甚至提到:日本在攻陷南京时,并没有加入1929年在日内瓦缔结的《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又称日内瓦第二公约),不杀俘虏的规定不适用于中日两国。

逆流顺流

战后日本长期由倾向保守的自民党执政,但日本学界、舆论界却往往是左翼占上风。比如率先刊发本多胜一揭露日军在华暴行专栏的《朝日新闻》,政治立场上向来就是中间偏左,标榜进步、自由,带有强烈的左派国际主义观点。正是这些左翼媒体与学者多年来不断地研究、传播,才使日本当年的战争罪行得以被更深入地揭露出来。

但近两年来在一些微妙的政治气氛左右下,日本舆论界的左翼力量有所弱化。

比如2014年年初,曾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作家百田尚树,居然出任了日本放送协会(NHK)的经营委员;8月份,《朝日新闻》宣布为上世纪90年代,一篇强征慰安妇的“错误报道”致歉。

无论承认也好,否认也罢,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以及大半个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对亚洲各国犯下的种种暴行,都已被永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之上。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为了防范少数日本右翼政客及若干民间顽固分子故意制造的否认、篡改历史真相的逆流,中国的官方及相关学界,乃至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普通公民,是不是也应该更全面、更理性地认识历史,了解昔日的敌人、今天的“对手”?

作者为新锐日史作家,文章仅代表其个人观点。

美国公众是怎样逐步了解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行的

155 美国公众是怎样逐步了解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行的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死记录日军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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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死记录日军暴行。 [保存到相册]

美国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分三个阶段:

南京大屠杀刚刚发生时,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向世界各地报道了日军的暴行,激起了美国人民强烈的反日情绪。

冷战开始后,南京大屠杀神秘地从美国国民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十年。

1997年12月,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出版《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唤醒了美国人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真相无法永远被掩盖……

人间惨剧

南京沦陷后,留驻的18名美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和新闻记者)怀着悲愤和恐惧的心情,在信函、日记或笔记中,记下了亲眼目睹的日军血腥暴行。

贝德士在家书中痛苦地说:“城里差不多每一栋房屋都被抢劫一空”,“小至11岁的女孩和老到53岁的妇女横遭奸污”,“无辜平民被肆无忌惮地枪杀或刺死”。费吴生在日记中记述了“有个5岁的男孩被刺刀戳伤了18处,一个妇女的脸被砍伤17处,腿上也有几处受伤”。麦卡伦在致家人的信中惊呼“我从未听过或见过如此暴虐。暴行,暴行,还是暴行!”马吉牧师在致朋友的信中心有余悸地说:“这使人想起古代的亚述暴行。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当这些事情开始时,对我们是可怕的震撼。”完全震惊于日军的野蛮和凶残。福斯特咒骂日军为“披着人皮的野兽”,威尔逊把沦陷的南京比作“当代但丁的炼狱”。这些资料至今保留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内,成为证实南京大屠杀的可靠凭证之一。

美国记者率先向世界报道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弗兰克·蒂尔曼·德丁在1937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头版新闻上,发表了《屠戮意味着占领南京———俘虏全部被杀》,指责日军“大规模的抢劫,对妇女施暴,杀戮平民,把中国老百姓从家中赶出来,大批处死战俘与强迫征集壮丁,把南京变成恐怖城市。”公开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耶茨·麦克丹尼尔在同一天的《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战地记者日记内描述的南京恐怖》中无奈地说:“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向世界描述了一幅尸积如山的人间地狱图。1938年回国的费吴生带回了马吉牧师秘密拍摄的屠杀现场照片和鼓楼医院伤患者影片,在美国各地放映和展览,揭露南京大屠杀。

正是通过新闻报道、摄影照片、纪录影片和杂志、小册子等,使美国民众了解了日军残杀无辜平民,肆意奸淫妇女的野蛮行径,谴责日本的呼声越来越高。日军炸沉美舰帕奈号,殴打美国在华外交官阿里森等,更激起了美国国民的愤怒。于是,美国民众通过基督教团体、妇女团体、教师学生团体、工会以及其他市民团体,纷纷开始向南京等地的难民提供食品、住所、药物等救济物资,同时也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联合抗战,美国国内也开始收集日军侵华暴行的证据。1942年3月,美国出版了《1937年至1938年冬日军在华暴行》,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向美国民众宣传日军的凶狠和残暴,激励中美人民的抗战决心和斗志。

集体忘却

曾经让美国人民极为同情、震惊和愤怒的南京大屠杀在冷战开始后,却从美国民众的视野中神秘地消失了。

这其中既有日本右翼势力对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阻挠,也有“受害者本身的沉默”,使亚洲以外的国家对南京大屠杀知之甚少。亲历南京大屠杀的美国传教士在回到美国后又遭审讯和隔离,身心遭受重创,大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如,斯迈思博士1951年离开金陵大学回国,迈纳·瑟尔·贝茨则遭到拘留审查,马吉于1953年在美国去世。美国政府此时为获得日本的友谊和忠诚,不仅包庇了许多日本战犯,使他们重返政坛,还企图从公众意识中抹煞南京大屠杀。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在20世纪50年代初掀起了反共反民主的政治迫害逆流,不仅使幸存的传教士三缄其口,而且专家学者也怕引火烧身,对南京大屠杀避而不谈。

南京大屠杀似乎成了美国学术研究的禁区,在美国卷帙浩繁的二战史研究丛书中很难发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点滴记载。据张纯如调查:到冷战结束前夕,美国公众所读的综合的或“权威”的二战历史著作中,几乎没有一本详细记述南京大屠杀。如,《美国二战图片史》(1966)是连续多年最畅销的单本二战图片史图书,其中竟无一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亨利·米歇尔的经典名著《二战风云录》(1975),在947页的篇幅中对南京大屠杀只字未提。在长达1178页的格哈特·温伯格的巨著《战火中的世界》(1974)中,南京大屠杀仅仅被提到两次。直到1987年,在罗伯特·莱基的著作《来自魔鬼:二战纪实》中,才有一段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在全部美国中学历史课本中,只有寥寥几本提到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尽管目击南京大屠杀的传教士、新闻记者留下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却没有一位美国作家或学者用它撰写一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论文或纪实作品。由于刻意的忘却,南京大屠杀成了美国人的“盲点”,几乎被忘记了。

感到愤怒

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美关系相对平稳的发展,南京大屠杀再次引起美国民众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出版了大量关于日军慰安妇、活人医学试验、细菌和毒气战,以及南京大屠杀的小说、论文和著作。

1996年8月至1997年1月,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举办了“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展览,首次向公众展出了南京大屠杀时期,这些留守传教士的信件、日记、笔记、照片等资料。该馆的玛莎·斯茉莉还编辑出版了《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一书,客观公正地再现了当年日军的血腥暴行。美籍华人社会活动家也通过展览南京大屠杀的实景资料,利用互联网介绍大屠杀的事实和图片,以马吉牧师拍摄的照片和影片为基础制作录像等,介绍和宣传南京大屠杀。美国人民为人类社会曾发生如此惨剧却毫不知情而气愤,更为日军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震惊。

今天的美国公众利用图书杂志、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各种途径,获得越来越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对日本右翼分子竭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径感到愤怒,要求政府向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其承认战争中的暴行。二战老兵吉尔伯特·海尔叱责日本人在靖国神社内供奉甲级战犯,无异于“在柏林中心为希特勒建造一个大教堂”,表达了强烈愤慨之情。1996年12月3日,美国司法部列出了日本战犯的名单,禁止他们进入美国。1997年4月,前美国驻日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公开要求日本必须诚实地面对历史,希望日本为其战争罪行充分道歉。同年春,美国议员同人权活动家一道起草了一项提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虐待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战俘,要求日本向战争受难者正式道歉和赔偿。

最近,美国影视界也为揭露日军暴行而录制了南京大屠杀纪录片。郎恩·乔瑟夫博士独家拍摄的《南京梦魇》,在美国的加州、华盛顿、纽约等地上映,真实而残忍的场景使许多美国观众陷入悲痛之中。美国在线副总裁泰德·莱恩塞斯投资拍摄的大型纪录片《南京》,不仅再现了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而且影片内容更使人“脊背发凉”。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美国驻日使馆公开表示“失望”,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人这种民意的体现。

美国人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认知历程再次告诉我们———真相无法永远被掩盖。